此时，距离刘源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十年。他的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刘源等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比厂里其他考生的到得都晚。这份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信件，却并不是他一生中和上学、读书有关的至关重要的第一封信。

　　距此大约12年前，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同样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

　　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说是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

　　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与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有史家论称：废除高考，是继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文革”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提及这封信。刘源摇头苦笑：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

　　这一次，刘源致信的对象，是“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裹挟着人们的兴奋和期待在民间迅速流传。或许还有机会，刘源想。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于是，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30年以后，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要冒风险。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件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中。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在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了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已经过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7、1978年。“四人帮”粉碎了，“两个凡是”还在，多年的禁锢未除，但松动已经萌芽。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今天，当年的直接受益者、目前已是解放军中将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十年。对目前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刘源也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革。但他反复说，“不是没有砸碎过。全砸碎了更完蛋。”

　　1966年，刘源亲手递出的信里，就有“不破不立”的话，建议对高考作“彻底的改革”，“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都是这几年看着挺眼熟的言语。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有必然重复的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