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任举洞房花烛的时候，我点上了一支香烟，坐在落地窗前，孤独地看着车流像一条妖媚的蛇穿行。

　　2000年，我进入大学，这所大学在北方的一座城市，充满着风沙，充满着阳光，还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暧昧。任举是我室友，也是我在大学认识的第一人。报到时，他来得很晚，当我把被褥和自己的物品都收拾妥当时，他才拖着一把吉他，背着一个双肩包推门而进。我时常记起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同志，这是410吗？”这年代还有人以“同志”相称！我用类似于打量怪物的眼光把他扫描了一遍：中等个，黝黑，一顶军帽也不能把一头卷曲的长发掩盖，帽子上还有一个五角星，牛仔裤，大头鞋，典型摇滚青年形象。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在大学4年时间里，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我也成为他最好的兄弟，一起弹琴，一起喝酒，一起研究王家卫和北野武，一起品论校里校外的女孩。

　　大三时候，我和任举在校外租了一套两室一厅，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一起恋爱了，我找了一个大四学姐，他把班花搞上了床。

　　对于任举，我有些说不清楚的感情，看他给班花弹琴唱歌，不是吃醋，但心里总是很烦，整整一天，心里像堵了一快抹布。有些夜晚，他和班花在隔壁搞出些声音，我独自在这边就会不由自主地失眠，也许这就是妒忌，也许并不是。和女友做爱时，眼前总是会浮现出任举来。

　　有一天，正上晚自习，班花把我叫出去，她对我说：“汪然，我想和任举同居。”我 “哦”了声，不再说话，“我想，我想让你搬出去，要不我和任举搬也行，否则咱们都不方便”。我依然只是“哦”了一声。班花似乎急了，把她手中的矿泉水瓶扔在了我的脚下。

　　“你到底什么意思吗？”

　　“我搬，可你也总得让我把今晚住完吧！”

　　晚上，没等上任举回来，我想他恐怕是怕我骂他，怕我说他有了老婆就赶兄弟出门。最后，还是忍不住骑着单车满城去找，去他和班花经常开房的宾馆、我们常去的酒吧。半夜。脱着疲惫得身子回到家中。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累得舍弃了自己。就在这时。宿舍电话响了。

　　“喂，您是汪然吗？”

　　“我是！”

　　“我是人民医院啊，你同学任举受了点伤……”

　　我疯了一般跑下楼。见到任举，是在人民医院病房，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头上缠着一层厚厚的绷带。

　　大夫说任举没事，只是由于精神高度紧张一下放松才很快睡着的。从民警那里我才知道，前半夜，任举和班花去迪吧蹦迪，与旁边一桌客人起了口角，任举被打伤了，而班花，因为第二天还要考试，把任举送到医院后就回了学校。

　　我坐在任举身旁，看着这张那么熟悉的脸，他还是曾经的任举吗？还是我曾经的兄弟吗？

　　第二天，吃完早点，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办手续时医护人员还和任举说：“你真有个好兄弟。”任举很感动地搂住我肩膀说：“好兄弟”。这天，和任举买了4捆啤酒，虽然医生叮嘱过不让喝酒，但我们还是一天内把所有酒都消灭干净。第二天，任举和班花分手了。后来才知道，班花和任举在操场上走了整整一个晚上，任举说：“我最困窘的时候，是汪然陪我，不是你。”

　　在很长一段时间，照顾任举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因为头上有伤，需要常换药，而他又不愿把一头卷，毛理成光头，所以，洗头只有我帮忙了。每次，他都躺在床上，等我把水端过来，然后乐呵呵地看着我把他的头按在水中，我也总是故意把泡沫抹在他眼睛上，蚀得他大叫“杀人啦”。有时候，他也坏坏地笑着说：“要是你是个女人，我肯定娶你。”听到这，心里总是一动，感觉有一股暗流在心底涌动，却总找不到出口。也就在这段时间，我和女友也分手了，原因是班花告她“汪然把任举抢走了”，在随后找我证实的过程中，遇到了我正在给任举洗头。我没有解释，很多亲眼见的东西就都是真实吗？

　　任举头上的伤口快愈合时，我们听到了学校的传言，说我和任举是同性恋，这些话有些是女友放出去的，有些是班花。或许是，女性永远理解不了男人之间的感情。同学间风言风语，有人说任举送我女式内衣，有人说我们的两室一厅只有一张双人床。终于有一天，辅导员找我谈话……对于流言，我充耳不闻，只是渐渐地越来越少去教室了。任举却没有能够像我这样，对于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也不争论，只管饱以老拳。

　　流言在任举父母来校后呈爆炸式疯长，但随着任举的离校戛然而止。任举给父母打了电话，他把一切都说明后，然后郑重地告诉他们，他要转学。原则上，大三已经不可以转学，但由于他父母是这座城市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转到同城的另一所学校。他父母见到我时，我也没有迎来预想中的训斥，得到的只是一份宽容的微笑“孩子，委屈你了”。

　　任举走了，我搬出了两室一厅，选择了一个单间，其后的大学生活，我几乎与世隔绝，只任举偶尔来陪我喝酒，弹琴，每次喝完之后，都抱着他留给我的吉他在楼顶高唱《姑娘漂亮》——交个女朋友，不如养条狗！

　　大学毕业，任举父母把他调到附近县城中的一座焦化厂，很快，他已经升成工会主席。而我，还在大学附近住着，我恨这个地方，可又不知道该去哪里。幸好无聊时写些稿子，尚能凑合生活。毕业后，任举找过我两次，工厂已经离不开他，他的事业也在那里。

　　那天深夜，天上下着雪，突然手机响了，“汪然，我在你楼下。”

　　此时的任举，已不是大学时候摇滚歌手形象，西服，领带，皮鞋，这些东西让我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我们喝了4捆酒，直到天近破晓。他拿着手中的酒杯醉眼朦胧地和我说他很累，在那个人模狗样的地方也混得人模狗样，算计人，被人算计，他说真的怀念和我一起弹琴喝酒的日子。他把领带解下在手上绕了几圈，然后我们相扶着回到了我的单间。两人一张单人床，只穿着内裤，肌肤相亲时，我有点脸红，但他并未察觉。我们躺在床上回忆着初识，回忆着两室一厅的日子，回忆着女友，他说班花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一大款。

　　第二次见到任举，是他打电话来约我去和他一起选影楼，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未婚妻是父母托人介绍的，完全是父亲升迁的一次政治联姻。他在那里试西服时，我问他“你爱她吗？”他说早就不知道爱是什么了。并且顺手指着一套白色的婚纱说挺适合我。

　　这便是我和任举全部的故事，在他洞房花烛夜的时候，独自坐在窗前回忆着这份兄弟同志的“爱”。手机突然开始闪烁，是任举给我发的——“如果有来生，你是我的新娘”。

　　我把眼神从外面收了回来，桌上放着一个包裹，我没拆，任举寄来的，是那套我们在影楼看到的纯白婚纱。

　　我在烟圈的袅袅升起中，看到两个字——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