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获奖者中，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郭亚军备受瞩目。他是怀揣着两份领奖通知去北京的：一份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份是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年获得两项国家大奖，这在历年国家科技奖评审中实属罕见，何况，这两个项目横跨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两大领域。从常人眼光看，在这两个领域哪怕只获一奖，已属不易，况且两者理念绝然不同。

　　“花开两朵”背后，是郭亚军在高校实验室和企业之间的活跃。而在9年之前，本报曾以《飞去来兮》为题长篇报道了他在国内国外两个实验室之间穿梭飞行的活跃。两种活跃是一个道理———郭亚军孜孜以求的“哑铃学”。当时的报道开篇这样写道：“我们应当关注这个名字———郭亚军。也许不久以后的一天，世界会对他的名字肃然起敬。”

　　而今，他做到了……

　　“80%学者”是重任一头

　　“我肯定要把自己的老本行做好，现在每周还要去临床给病人看病呢。”约了几次要采访，郭亚军总是爽快地说好，可就是像“空中飞人”怎么也碰不到，好不容易在实验室“抓”住他，问他忙什么，他大笑：“如果说精力分配，我80%都用在基础科研和医疗上，还有20%用于管理和协调。”

　　在郭亚军看来，基础科研和医疗，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开端和最后环节：新药研发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而药物上市后的药效检测、标准制订，同样需要从事临床治疗的研究人员完成。就像他此次接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通知的“肿瘤免疫逃逸和生物调变分子机制的研究”，就是如今开发抗体类药物的“源头”———

　　上世纪90年代初，郭亚军曾说：“我在美国时有一天做完器官移植的单克隆抗体实验后，突发奇想：肿瘤的可怕就在于它会欺骗人体免疫系统，无法产生抗体。那如果将一个具有提呈肿瘤抗原的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融合形成一个杂交细胞，令机体‘聪明’地将它识别杀死，这不是最简单的去肿瘤方法吗？”豁然开朗，1994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全文刊登了郭亚军这一创造性的论文，1997年他主持的人体识别肿瘤细胞疫苗在德国一期人体临床试验获得成功。国际上评其为：当今最有前途和实用价值的肿瘤治疗方法之一，四大经典肿瘤疫苗制备方法之一。

　　如今，郭亚军第二项大奖通知的项目———“益赛普”就是源自这一基础研究。郭亚军介绍：之前的研究是让机体“聪明”起来；而益赛普治疗的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强直性脊柱炎等，病因源自机体“过于聪明”，以至于人体产生了过量炎症因子，于是只要研究出一种抗体融合蛋白来中和它，使机体不再“过于聪明”，病自然就好了。

　　一是让机体“聪明”，一是不让机体“过于聪明”，看似相逆的过程源自同样的思路———让抗体“为我所用”，一反一正间令数种疑难疾病迎刃而解，无怪乎抗体类药物被称作生物医药研究领域“皇冠上的明珠”。郭教授此次“花开两朵”，正说明了抗体类基础研究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也难怪以学者身份从事研究，永远是郭亚军不忍舍弃的“第一身份”。

　　“我是工程兵出身，我忘不了自己当初被部队推荐上大学，是为了挽救更多战友的生命。”郭亚军1974年入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在著名科学家吴孟超、刘新垣指导下出色完成博士后学业，1989年赴美深造，4年发表高水平论文6篇，1994年回国，在中美两国之间搭起一座学术交流的桥梁，为国家培养学科带头人37位……跟随郭亚军十多年的助手王皓回忆：“1999年我们初尝研发新药，他几乎天天睡在办公桌上，那种敬业和学者风范，令我至今难忘。”

　“20%管理者”是关键一头

　　对比郭亚军此次获奖两个项目，显然目前现实效益更大的，是益赛普———我国首个批准上市的抗体类新药。如今，患者只需花费进口药物的一半价格就能避免骨关节畸形等终身残疾。

　　值得注意的是，益赛普的诞生比先前估计提前两年，打破了国际普遍“十年磨一药”之说。可以说，益赛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分一秒都没浪费。

　　更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建立起了一整套该产品的质控标准，建成了国家最大规模的抗体生产线，并掌握了抗体类新药从科研到产品的研发流程。”郭亚军认为，“有了这些，今后只要我们知道一种病原结构，就能迅速生产出几十万人用的抗体药物，这对我国防范类似禽流感等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相当的价值。”

　　这一点，也令合作方的上海中信国健执行总裁王俊林相当满意：“益赛普的销售额今年就达到了1.5亿元。依靠这套体系，如今公司产品更形成了梯队：治疗血小板减少的‘欣美格’已经上市，此外进入临床的新药有两个，正加紧研发的还有5个，而已申请的专利更是有30多项。郭亚军和他的团队，是公司不可或缺的‘智囊’。”

　　体系是怎么搭起来的？“说白了，就是靠产学研结合。”王俊林说。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产品才能实现价值，这一点谁都明白，但做起来，却千难万难。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研究员更重视项目突破，学校需要培养人才，大家目标不同，但要完成项目又是缺一不可。”王俊林坦言，“然而要完整地经历10多年的药物研发，还有可能最终失败，一无所获，随时可能有人坚持不下去。”

　　怎么办？“需要领导。”郭亚军说。然而，产学研的概念不是一天提出的，一个项目的管理究竟是“多头”相处，每方各管自己擅长的一摊，还是由一个强力的领导“一头”带领，始终存在争议。

　　“权威的领导集体是必需的，但更需要一个核心领导者。”郭亚军介绍，益赛普项目采取了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参与其中的5家单位———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交大、中信国健、兰生国健和张江生物必须一把手坐镇，遇到问题直接协调、拍板。“此外，我们系统中还有外围帮助和顾问两大梯队，要让大家始终抱有‘共患难’的心态拧成一股绳，核心领导者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他必须胸怀广、眼光远。在这里，如果我还仅仅是个学者，根本无法胜任，我必须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管理者。”

　　尽管将自己的工作“切成”八二开，但郭亚军承认，要完成整个项目，这个“二”才是关键，也是其他类似项目在产学研上还未成功的原因所在。“我现在已经很清晰地感觉到，要领导这个项目，要是我现在30岁肯定无法胜任，当我40岁时估计只能完成一半，而当我45岁时，多年的管理经历在身，我知道自己可以做好了。”

　　的确，丰富的管理经历给了军人出身的郭亚军自信：他从一个医生、教授，随后历任美国加州西德尼肿瘤中心免疫基因部主任、国际肿瘤基因治疗学会副主席、二军大肿瘤研究所所长、上海抗体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上海中信国健研究院院长……“我不断和政府、企业打交道，组织学科攻关，深刻了解到企业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科研决不能以营利为目的。”郭亚军笑道：“如此在看似不协调中协调，绝对是考量领军人物的标准之一，这可是门大学问。”

做游刃其间的“哑铃棒”

　　其实，郭亚军最早为人所知的，是他早在美国工作时创立的人才培养“哑铃模式”。这是一种比喻，概言之，即在上海建立一个与郭亚军在美国大学相应规模和水平的实验室，郭亚军担任两个实验室的主任，率中美学者穿梭其间，培养人才，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高层次国际科技合作。“哑铃”的两头一中一美，中间则“充满运动”。

　　如今的郭亚军，正是从这种模式中走来，又走进了这种模式，这是他“花开两朵”的重要成因。

　　现在的他，仍然是一根哑铃棒，仍旧在中美两头不断为祖国培养人才。

　　“我1996年考上博士，跟着郭教授到他的国外实验室做课题，初到美国有很多生活上的不适应不方便，他帮我们一一克服，包括在银行办卡、租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实验室“老战友”赵健说：“郭亚军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按照他的收入、生活条件，在美国可以过得很舒服，但他都放弃了，回国来了。”

　　“祖国需要我在哪，我们就应该在哪。”师从郭亚军的学生们，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全部按时回国效力。

　　现在的他，仍然是一根哑铃棒，连接着产学研各方、连接着生物医药研制上中下游。

　　为何着力在此？只因生物医药业内的“共识”：中国生物制药与国际的最大差距就在产业化。有资料估计，中国以实验室研究为代表的“上游开发”，仅比国际水平落后3年至5年，但大规模生产与销售的“下游工程”，却至少相差十多年。

　　要连接上下游之间的鸿沟，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才有效？郭亚军再一次用自己成功搭起的新“哑铃模式”作出回答：“原创性成果是重要的一头，就像这次得奖的基础医学研究———肿瘤免疫逃逸和生物调变分子机制研究，如今的一切成功都由此而来。”郭亚军说，“而产品这另一头，也要形成拳头，要绝对以市场为目标，按规律办事。搭起两头之间的‘哑铃棒’就是产学研平台。”

　　样品从“几克”到“几公斤”的放大，原理上无需新突破；但生产工艺要面临的资金、技术挑战，仅靠实验室的研究员们是无法胜任的。在政府的统一协调支持下，一个集合多家优势项目的大平台，成功搭起了“哑铃”的两头。一个可以同时实现抗体大规模筛选、高效表达的中试平台和大规模产业化的抗体基地应运而生，大大促进了抗体产业化的进程。难怪郭亚军不无自豪地说：“这一填补‘空格’的本事，可是上海的宝贝。”

　　这一合作模式，郭亚军坦言：“是以市场为目标，以资金为杠杆，以研发为基础，缺一不可。实践证明，这是最行之有效的。”作为这支产学研联合舰队的“灵魂人物”，郭亚军由衷感到了纯粹的科学家和优秀科技管理者之间的区别，感到了他“花开两朵”的价值所在。

　　这是一门郭亚军的“哑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