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03年,教育部批准了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首批实行自主招生,选拔的对象则主要是重点中学应届毕业生中有特长的学生,人数是招生高校当年招生计划的5%。经过几年的试行,到2006年,自主招生高校已扩大到53所,招生范围则从重点中学扩散到一般高中,对象扩大到所有的考生,有的高校甚至基本不设自主招生的具体门槛。 　　我国目前存在三条招生渠道,分别是分省市统一考试制度、保送生制度和高校自主招考制度。有人认为分省考试制度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增加了举办考试的成本与风险等,宜改为全国统一考试;保送生制度易滋生腐败,应该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高校自主招考效益太低且不公平,不宜推广实施。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与建议值得重视。但不论如何,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用一种考试模式,来完成选择多类型高等教育需要的多种类型人才的任务。他们以为,我国独一无二的招生规模,更需要不同的招生渠道来有效分流。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950万人，将来考生数量会超过一千万人。

自主招生会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 　　不少人认为现在和过去的自主招生并没有太大区别。 　　2004年，一些人士在接受记者就第一轮高校自主招生问题采访时反映，当时的改革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在高校，校长们争取自主权，但又拒绝它所带来的麻烦。同时，教育部门放权而又羞羞答答。 　　某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讲，当年自主招生一放就乱，从实施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收缩。就像定向生问题，本来是好事，但是后来变了味，由于其中的利益空间，一些中介公司，开始相当数量的作假，把一个指标卖到了数万元。结果，改革播下的龙种，收上来的却是跳蚤。所以当年取消了定向生。 　　对内部提要求，同时，纪检、监察、公安发公告，但有时就像墙上画老虎。而实际上有近千名学生丧失了机会。 　　在国外大学的招生都是学校自己分内的事情。从没有像中国这样依靠政府国家的一根指挥棒来，决定千万人的命运。 　　中国1000多所大学，面向的是几亿人口，实现自主招生的也就50多所。面也很小。况且学校制订了许多的规矩和一大堆的条件，而且还要参加高考，只是分数线下降30到50分，可以问，门槛削低多少？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学校太少，我们的教育投入太少。比如像国外的个性化招生，现在想都不敢想。而一刀切还是目前行之有效且相对公平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尽管它的弊病很多。 　　我们未来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标要达到25%,而实际上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青年依然与大学无缘。 　　当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呼吁，对于自主招生这项改革，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应当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就是应当在自主招生工作中，制订出好学生的选定标准，把有潜质的学生选上来。 　　在社会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今天，自主招生权不可能完全放开，高考仍然不失为相对合理的一种考试，因为老百姓认为一张卷子相对公开，他们认可。 　　有人建议应当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和办学自主权，并着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多元的评价和录取办法。 　　有学者呼吁，加强日渐式微的高中毕业考试，使之成为衡量学生高中期间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依据；继续推进省、直辖市、自治区高考自主命题（多样化），逐步放弃国家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全面废除估分报考制度，实行按照成绩自由报考制度，保障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高校；实行多元化入学，除了依据高考成绩，还应将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面试的成绩等、基础教育阶段的成长记录袋、教师与专家的推荐信等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使各高校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权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生；加大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督察力度等。

高考诚信面临挑战 　　有媒体指出，自主招生意味着高校在招生工作中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人们不禁担心：高考竞争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一旦放开高校自主招生权，会不会打破分数线这条维系高考招生公平、公正、公开的“生命线”，给招生腐败提供温床呢？ 　　当年两会期间，针对记者的这个话题，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不否认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说，改变完全唯考试分数是从的一贯做法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它是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一方面会增加我们高校办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激发高校建立健全自我约束的机制。 　　然而，华东某省教育厅一人士曾经说，自主招生的程序太复杂，再有就是难以杜绝的权力和金钱关。 　　学校能否确保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包括向社会公开招生来源计划和招生政策、公开各种政策照顾条件和政策照顾名单、公开录取程序、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进度情况和录取结果。这也应当包括，每个招生工作人员在招生过程中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遵章招生，并接受社会监督。招生工作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他说，招生学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近些年，保送生丑闻、特长生丑闻、高考舞弊丑闻频繁见诸报端，学校的诚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人们担心，赋予的高校自主招生权力，会不会被滥用？ 　　国外高考加能力因素加非学术因素的做法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诚然高考改革更重要的是它还或明显或隐蔽地涉及到了宏大的社会利益的再分配。 　　对于传统高考的评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方彤有一定的代表性，高考这种“优者胜、败者汰”的选择性自然有其残酷性的一面，然而在许多国家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一面。首先，大学不是“大学大学，大家来学”的场所，诚如国外学者所言“并非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训练的”。 　　高考的选择性既然不可或缺，那么，关键问题就应该是尽量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性，使赢者赢得理直气壮，输者输得心服口服。

“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的出路与曙光”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副院长钱钟在为本报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上海复旦和交大的面试录取形式是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高考改革的重大实验，具备里程碑意义。如果进展顺利，我国的高考录取就将完成两个重大转变，即从工农兵中推荐入学（强调出身），到凭统一高考入学（强调分数）再到凭综合素质入学（强调素质）。他说，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通过高考于1978年2月入学，当时的教师惊呼“多年不见这样（高素质）的学生了”。统一高考在带给高校生源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得应试教育之风愈刮愈猛，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身体素质明显下降。2002年，江苏省推出自主招生试验，允许有条件的高校择优招收有特长的学生，但是仍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挫折和困难：一是诚信缺失导致的轻率违诺、高分逃逸现象较为常见；二是中学的“片追”策略，推良不推优；三是社会的压力，说情腐败风气不断考验高校的原则性和坚定性。2006年上海两校对录取体制进行的实验，在人才评价定位，录取主体回归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在当代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其主要弊端为人诟病，第一，这种全国统一进行的、单一的书面考试的形式，不利于创新性、个性化人才的选拔，并导致了基础教育中片面的知识教育倾向盛行；第二，现行高考制度加剧、激化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之间的竞争，对青少年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沉重的学习负担，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 　　有人分析，高考给青少年所带来的过大的竞争压力，其实根源并不在于高考制度本身；至于前者，即现行考试制度和方法自身的缺陷，人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也不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这些替代的办法在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全面付诸实施。由此可见，现行高考制度出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单靠教育工作者或考试工作者一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可能根治高考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的。高考对于其本应遵循的教育宗旨的复归，最终还需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同时，高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考试，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教育技术、方式或手段，而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加强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组成部分。 　　因此，考试制度改革与创新不能单打独进，必须与整个时代、社会以及教育自身的制度建设同步推进。 　　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相似，高考制度改革目前也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黄冈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研究员袁小鹏说：“关于高考，我们已经讨论得太多太久了。首先，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不懈努力，当今我国的高考制度改革已经形成了较好的思想认识基础和社会环境，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和应然的目标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关于高考改革的出路与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