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山村女教师的成长史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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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是第23个教师节。

　　一年一度，教师在这一天赢得最多的关注：笑脸，鲜花，问候，祝福……教师是这一天的主角。他们的讲台桌上，也许是一束花店里细心修剪过的康乃馨，也许是山间采集的一把野菊花……在城市，在乡村，教师以不同的方式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老师？”除了奉上一份深深的崇敬，我们还想通过呈现一位山村女教师10年间由个人的变化引发的对学生、对教育观照视角的变化，思考农村教师真实的生存境遇，以及农村教育的未来。

　　我们知道，胡安梅仅仅是一个代表，她的身后有千千万万默默为农村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的教师。就像“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一样，每个教师处在自己的现实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烦恼。然而他们的期盼却指向相同的方向：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真正关注农村教师的生命成长。

　　我们希望，他们不只在教师节这天才被记起，被关心，对他们的颂扬也不应仅仅停留于艰苦环境下的坚守，而应该给他们更多具体的、实在的关怀，让他们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能收获一份真正的富足。

胡安梅的“编年史”

　　胡安梅：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桃园沟小学教师。

　　●1992年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民办教师；

　　●1996年8月，本报刊发《胡安梅和她的账单》，11月，本报记者采写了《走近胡安梅》和《胡安梅现象引发的思考》两篇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1997年11月转为公办教师；

　　●1997年9月，荣获第二届“中国希望工程园丁奖”；

　　●2002年6月，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2006年3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2007年1月，被全国妇联等单位评为“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

　　●2007年8月，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

　　北京初秋的晚上，路灯亮了，街上依旧是车水马龙。有人问胡安梅：“经常出来，回去还习惯吗？”

　　“习惯还是习惯的，毕竟是自己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但每次从城市回去，就感到乡村太安静了。”

　　从1996年的教师节第一次去十堰市，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10年间，仅北京胡安梅就来过5次；今年夏天，还作为优秀教师被中央邀请到北戴河度假；省内的武汉市、十堰市更是常常邀请她去开会、作报告。

　　她每次出来，都不忘拍下城市里那些对她来说新鲜无比的镜头，带回去放给孩子们看：武汉的东湖公园，开满了美丽的花朵；北京的公路是那么宽阔，楼房快高到云彩里去了……从桃园沟小学到镇上，步行需要5个小时，胡安梅是沿着崎岖的羊肠山路走出去的，所以她最清楚外面的世界离山里的孩子有多遥远；所以她把自己所看到的美景悉数传达给孩子们，希望由此激发出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使他们得以走向创造幸福生活的道路。

　　这些年，在山村女教师胡安梅的眼里，生活就像她用数码相机拍下来的风景照片，视角开阔了，色彩也丰富了。但是她的根依然在桃园沟村，在她单纯质朴的心性中，装着的，除了学生，还是学生。

　微笑还是哭泣？

　　从1992年接过父亲的粉笔站在火地沟教学点的讲台上，一直到1996年教师节之前，在胡安梅的头脑里没有教师节的概念。“那个时候整天就是上课，其他的什么庆祝活动啊，大家在一起高兴一次啊，都没得。”普通话说得不错的胡安梅习惯用方言“没得”表达“没有”的意思，对她来说，1996年之前的教师生活，“没得”的东西太多了。

　　1996年的教师节是她记忆中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那时她和欠账单的故事刚刚被媒体报道，开始有好心人给她的学校捐款。“十堰市人民商场奖励我3000元钱并授予我为商场的名誉员工。”那是她第一次到市里，此前她到过的最远地方是郧西县城。山里人的眼界大抵是由脚下的路决定的，她上初中时才第一次走出这个有着美丽名字的桃园沟村来到镇上，1992年参加中考则是第一次到县城。

　　“我那时甚至不懂得与人握手要用右手。”可以想见，第一次踏入城市的胡安梅面对鲜花、掌声、伸过来的热情之手时，表现出了怎样的局促、羞涩和不知所措。“这些年我最大的变化是面对再多的人讲话我都不怕了，不管说得好不好，我都敢说，敢于面对观众。而且我知道，与人交流，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这话时，她的脸上是一副笃定的神情。

　　初次面对陌生的山外世界，胆小甚至有些自卑，这对于从小生长在大山里的孩子来说也是很正常的。

　　胡安梅说，2002年之前自己是不太会跟人交流的。这种“不会交流”，与她“单人单校”的教师生活不无关系，“每天见不到一个大人，面对的就是孩子”。但跟孩子，她有说不完的话。无论是聪明伶俐的，还是有点呆头呆脑的，她凭着天然的母性去爱学生。有时，年龄小的孩子便溺在裤子里，她就让学生换上自己儿子的干净衣裤，然后忍着胃里的不舒服，把学生脏污的衣服清洗干净，最后总是翻江倒海般的呕吐，但她不允许自己草草打发学生回家“解决问题”。

　　原来她和学生一样，都是每天只吃两顿饭，“下午上课的时候，经常饿得胃痛，直吐酸水。有一次，我饿得晕倒在讲台上”，相比自己中午不吃饭的感受，胡安梅更心疼学生们，“他们那么小，家离学校又远，每天下午放学，他们要忍着饥饿走二三十里路才能到家”。这样的生活让胡安梅感到压抑，年纪轻轻的脸上却很少有笑容。这也是1996年10月底中国教育报的3位记者去采访时看到的“那个时候不爱笑的胡安梅”。

　　而在胡安梅眼里，这3位记者简直就像孩子一样，他们是那么容易兴奋，一点小事都能让他们唏嘘感慨，“我把自己教育学生的过程讲给他们听，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激动起来、高兴起来”。也许这是最初的来自外界的快乐信号，它感染着胡安梅，慢慢的，胡安梅又把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传染”给了孩子们。

　　从去年开始，桃园沟村小实行了寄宿制，学校40个孩子全部住宿，而且一日三餐一餐也不少，孩子们再也不用饿着肚子念书了。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新机制的政策，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背下来。”胡安梅兴奋地说。孩子们为什么乐于背诵并不有趣的政策条文？关键还是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最早孩子们上课是没有书和本的，后来即使有，也是两三个人用一本书，现在是每人都可以得到免费的课本，他们想什么时候看书就可以什么时候看书。”自由的学习，这对于农村儿童来说，不失为一种幸福。

　　国家政策的推进，民间爱心人士的资助，使得胡安梅和她的孩子们不必再像原来那样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条件下学习、生活；对外边世界的了解，城市文明的渗透，使他们学会了笑对生活。“孩子们现在都胖了，各个都很精神、很可爱，对学习也有兴趣。我的学生不光学习好，而且多才多艺，许多孩子不但能到地里干农活，会给家里做饭，同时还会唱歌，体育也好！”夸起学生，胡安梅像“城里人”一样兴奋。

　逃离还是坚守？

　　“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想当老师，走上讲台的目的就是想从学生欠父亲的账中把钱收回来，然后自己再挣一点钱养家。”在胡安梅的教师生涯中，曾经历了三次“逃离还是留下”的挣扎。每抉择一次，她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就深刻一步。

　　最初认知教师这个职业，是从认同父爱开始的---

　　我理解父亲是在1991年的暑假，在那以前，我是憎恨父亲的，我觉得父亲根本不关心我们，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7岁的时候从山崖上摔下来，额头摔破了，流了很多血。当时我哥到学校找我父亲，但他根本没回来看我。所以在我印象中，觉得父亲对我们不够好。

　　1991年暑期，父亲去开教师会，他把饭菜省下来给我吃，一个星期的会下来，他却饿瘦了很多。从那个时候我才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我觉得他还是爱我们的。但我仍认为，在他的心中，他的学生比我们重要。

　　1992年，胡安梅的父亲倒在了讲台上。迫于生计，初中毕业的胡安梅无奈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愿望。

　　“父亲去世时，翻遍家里，也找不到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我不想像父亲一样穷一辈子。”当时，村子里已经有一些出外打工的人了，他们也从外边带回来一些信息：在外边还是挣得到钱的。胡安梅便与几位要好的姐妹相约出去打工。可是父亲是火地沟教学点唯一的教师，他离开了，就意味着这里的孩子没有学上。村支书做她的工作，母亲也做她的工作，抱着收回欠账的朴实想法，她想，可以“试一下”。

　　教室破烂，学生既“没得”书也“没得”本，这让胡安梅很为难。半年后，出去打工的好朋友从外地回来，劝她还是出去。等到行李都收拾好了，她自己却开始犹豫：“我走了，这些孩子不就辍学了吗？”当时她母亲经常要向邻居家借粮食吃，穷的程度可想而知。“我就再把这一年教下去，看明年怎么样。

　　好的话我就留下来，不好我就出去。”她这样在心里对自己说。

　　“学生特别争气，特别好学，记得当时我教的二年级有3个学生，他们考试的平均分数是98分，我简直高兴坏了。”从胡安梅的表情里，依然可以看到她当年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但是为了说服村里的适龄儿童都来上学，胡安梅只得像父亲那样替学生垫付学费，不但父亲的欠账没收回，她自己又垫出去600多元。“1994年，我感觉这日子实在没法过，铁了心要出去打工。”尽管因为她教学业绩突出，被评为乡优秀教师，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她，生存是第一位的。她想好了，“无论谁来劝我，我也要走”。

　　“但是我背着行李走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一个学生，她问我去哪，我说出去打工。她就抱着我的腿哭起来，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胡安梅再次留了下来，她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我走了，孩子们就要辍学，我等于害了他们一辈子”。

　　1996年，本报记者采访胡安梅时曾问她有什么心愿，她说：“一是当‘公家人’，二是培养火地沟第一位大学生。”她于1997年转为公办教师；至今村里已经出了5名大学生。“现在我的很多学生可以当我的老师了，他们是大学生，而我只是初中毕业。我们经常通信，我不懂的问题会向他们请教。”这时候的胡安梅，仿佛是天下最幸福的母亲。

　　“当年抱着你的腿不让你走的孩子如果现在见到你，还会让你留下吗？”“你怎么看待离开和留下？”面对这样的发问，胡安梅非常淡定：“出去了的学生都劝我离开桃园沟，他们觉得打工的工资比我在这里当老师要高，而且外面的生活也快乐些。但是我不会出去了，这15年我也收获了很多快乐，虽然苦一点，但是很开心。”

　　“小爱”还是“大爱”？

　　1998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火地沟教学点被撤并入桃园沟村小。胡安梅结束了长达6年的“一个人的战争”，有了两个同事。但校舍的破旧不堪成为她当时授课的最大难题。“土墙裂了很宽的缝，上课时瓦片会突然从屋顶掉下来。”后来实在没法继续在里面上课了，他们就转到农户的房子里。“当时是120个学生挤在两间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黑板，我们就买了两块三合板，在上面涂上黑漆。

　　因为学生太多教室太小，我必须举着黑板面朝学生，否则学生看不见。”当年的情景胡安梅历历在目。

　　前一年，胡安梅还曾用自己得到的第一笔捐款修缮了火地沟教学点的教室。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需要应对的现实难题更多，而他们显示出的吃苦耐劳和智慧都透出悲壮的意味。2003年，桃园沟村小修建起一座漂亮的校舍，那是头一年胡安梅在北京参加党的十六大会议时，结识的一位中科院院士捐资10万元，加上县教委的10万元投资建成的。“孩子们终于能安心地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了。”看着这座“全乡最豪华的建筑”，胡安梅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

　　对于钱，胡安梅有着近乎矛盾的态度：她为了收回学生欠父亲的钱而当教师，却又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为学生垫付学费；她想外出打工挣钱使家里脱贫，但她当教师出了名，捐款“如雪片般飞来”的时候，她又步行25公里山路到乡教育站申请设立了“胡安梅教育奖励基金”；她为自己花30元钱吹个发型后悔不已，却舍得拿出上万元为村里通电。对此，她的逻辑还是那么简单：“钱是好心人捐给孩子们的，我怎么能当成自己的来用？”至今，她已用这笔基金救助贫困学生460多人次。

　　教师的确有着“烛照”的伟大使命，但现在许多人已不认同将教师比作蜡烛，因为那太悲壮了，教师照亮别人难道一定要以燃尽自己为代价吗？事实上，教师的幸福感也来自点亮他人生命的时候自己生命的丰盈。胡安梅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她不仅付出，她还要收获；她也不仅是教书，她还要达到自我的提升。1996年，她贷款念了函授；2002年，她又到郧阳师专学习本科中文课程；为了节省走山路的时间，她苦练驾驶摩托的技术；为了不落在时代的后边，她自学了计算机操作……

　　通过学习，胡安梅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式都有了变化。最开始当教师完全是“赶鸭子上架”，而在其后的自觉“充电”中，她对课程的认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都比原来深化了。由于一直是复式教学，但理论界对这种受客观条件所限而衍生出的独特教学方式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胡安梅一方面从父亲留下的备课笔记中寻找“能达到最好教学效果”的办法，一方面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将“培养小老师”的方法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通过学习和思考，她的爱生情怀亦由一种自发转变为自觉。她说：“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变化是眼光变宽了，原来我只局限于桃园沟小学，现在我希望山村的穷孩子都能上学。”每次出来，她都身揣她所了解到的需要资助学生的资料，为有意捐助的爱心人士牵线搭桥。

　　“胡安梅现象”（教师替学生垫付学费）代表的一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而这位凸显于历史中的山村女教师的成长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感动，还应该有深深的思索。

　　【记者手记】

　　对抗寂寞的力量

　　此次胡安梅是来京参加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的。她中等身材，身着浅豆沙色短袖上衣和同色西裤，短发，笑起来的神态与跳水名将高敏颇有几分相似。

　　座谈会前的三天里，她分别作客教育部官方网站、中国教育新闻网和人民网，与网友交流。尽管身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这些光环并未遮住她作为农民女儿的质朴。对于许多问题，她回答得相当实在，譬如，她毫不讳言自己最初对父亲的不理解，她用了“觉得父亲有点亏”的说法；她也不讳言当初无奈之下选择教师职业的犹疑和退缩。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她并不能高屋建瓴地表达，她自嘲为“因为小时候读书太少，所以口语表达差”。对于“你希望考出去的学生回来建设家乡还是就此逃离穷乡僻壤”的提问，她的回答透出些许矛盾。但所有这些，都更增加了这位来自荒僻山村的女教师的真实与可信。

　　毋庸讳言，这些年的坚持和因为这份坚持而得到的荣誉，给了胡安梅自我成长的动力。人是需要成长的，尤其是教师，诚如一位专家所说：“教师是一种高位职业，它可以成全一个孩子的一生，也可以损害孩子的一生。”关乎人的命运，关乎生命的质量，关乎国家的未来，教师职业的伟大和责任全在于此。而农村教师所遭遇的困境是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谁来关注农村教师的生命发展？这是来自农村教师极为迫切的呼声。

　　粗砺的乡村生活和教师职业的文化气质，使得胡安梅的身上既有农民的坚韧，也有知识分子的君子之风。她的韧劲儿表现在苦学电脑，从最开始的五六个小时打4000多字到现在一分钟打七八十字；也表现在“玩儿命”学骑摩托车，从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到敢走男人都犯憷的急弯山路，最终成为全乡唯一的女骑手。因为身为教师，所以“德高为师”成为她规范自己行为的自觉标准，有乡亲说，你不得了，现在是两届党代表，你坐车可以不给钱的。她回答：“那不是地痞的做法吗？我是老师，在农村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我是党代表，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能搞特权呢？”

　　对于众多默默无闻的农村教师而言，应该说，胡安梅是幸运的，毕竟，她的视野所及，是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因为她的“名气”，她的学校和学生得到了更多目光的关注和物质的支持。然而，胡安梅的确代表了富有顽强生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千千万万农村中小学教师。

　　我们不希望他们成为殉道者，付出“悲壮的牺牲”。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国家的农村教育政策不断完善，切实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使农村教师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普遍得到解决……

　　乡村太安静了！从城市回去的胡安梅发出的这声感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宁静，对许多城市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只有生活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远离城市文明的大山里，可能才会理解胡安梅所说的安静，那是一个缺少交流的隔绝之地，是一种需要用更强大的力量去对抗的难耐寂寞。因而，能耐得住那样的寂寞，并能全身心投入到育人事业的教师们，是伟大的。

　　诚然，理想的实现需要时间，也需要先行者付出努力。因此我们礼赞在农村教育战线砥砺前行的胡安梅们，也期待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具优势的新一代教师补充到农村教师队伍中，为农村教育的长足发展添柴加薪。国家实施的免费师范生政策无疑是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为农村教师队伍“输血”的有力举措。

　　一切已经开始，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