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由华东理工大学刘海峰教授领衔完成的“单喷嘴冷壁式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关键装备开发及应用”项目获得唯一一个特等奖。这也是自2012年科技奖励改革恢复设立特等奖之后，上海评出的首个技术发明特等奖。此外，华东理工大学还斩获了5个一等奖。

 　　盘点华理获奖的这6个项目，几乎都已在工程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其中获得特等奖的项目已经创造了数十亿元产值;

　　另外两个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项目，也已进入技术转化和实际应用阶段。

　　成果转化率高，对产业的推动力大，这几乎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标签”。据统计，该校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在全国高校一直名列前茅，学校每年横向科研经费到款金额达2亿元人民币，其中有25%-30%是教师技术转让或专利实施许可费。在华东理工大学科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学栋看来，正是由于学校在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的不断突破，为教授和技术转移中心“赋权”，才真正激发出教授们科研创新以及成果转化的热情。
　　制度创新激发科研人员研究热情

　　华东理工大学每年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奖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研究课题都是产业界的重大难题。

　　比如今年获得市技术发明一等奖的白志山教授领衔的“己内酰胺废液离心萃取回收技术及应用”项目，从源头上解决了化工行业典型的重污染，并推动化工过程中清洁生产和污染物强化去除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去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魏东芝教授的项目，成功地在鲁南制药等4家企业产业化，引领了我国生物催化技术新兴产业方向。

 　　业内认为，这一切都得益于华理在激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方面的制度创新。

　　早在10年前，华理就制定政策，鼓励教师发明创造并开展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学校规定，教师专利实施许可经费的50%可作为人员费，40%留课题组作为发展基金，学校只收取10%作为基本管理费用;教师的职务发明成果作价入股，成果完成人占有技术股份的50%-70%，其余由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学校持有，技术入股所形成的学校股权及分得的红利，视为相关科技人员当年或次年的科研业绩。这些即便在今天，也都是敢为人先的激励政策。

　　“其实学校也经过了多次讨论，研究了相关政策。”华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张武平告诉记者，“最终学校领导统一意见，给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教授们足够的自主权，大学的科研成果一定要到实践中去;教师的待遇也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提升，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据华理科研院副院长刘海峰透露，华理教师收入前10名中，大多是成果实现转化的研发团队骨干。“用利益分配制度激励科研人员投身成果转化，重视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健全技术转移体系的各个环节，这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真金白银。”

　　不惜代价为研发提供条件

　　今年，华理洁净煤技术团队有两个项目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个是获得特等奖的刘海峰教授项目，还有一个是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王辅臣教授领衔项目“大型气流床煤气化炉内湍流多相流动、传递与反应过程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在王辅臣看来，学校在鼓励教授们为生产实践解决问题，以及推动教师成果转化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给予支持。

　　10多年前，时任校长钱旭红院士刚刚到任，接待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洁净煤研究所所长于遵宏教授。从事20多年洁净煤技术研究的于教授，迫切需要独立的实验室开展项目。当时，他们在学校找到了一块空地，也筹到了一笔建设经费，但是要动迁学校的变电站。钱旭红当场拍板，由学校出资200万元把变电站迁走，对实验室建设的审批一路绿灯。正是在这个实验室，后来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洁净煤技术。

　　2005年，华理的水煤浆气化装置实验成功可以进入中试，当时在中国独占煤气化装置市场的美国GE公司找上门来，希望能够买断华理的技术，但被断然拒绝。“学校鼓励教授们将自己的成果通过专利实施许可的方式转让，而不是卖专利。”朱学栋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到华理的水煤浆气化技术日益成熟，GE公司将自己的水煤浆气化专利使用费降低了40%。到了2006年，华理的这一技术开始授权给中国企业使用时，GE再次将专利许可费降低了54%。仅此一项，华理的水煤浆气化技术就为国内煤化工企业节省了专利费近10亿元。

　　目前，华理不少教授的课题组都建起了自己的工程技术平台，每年有大量的成果用于企业的生产实践。教师每年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大约300多个，虽然这一数据远远低于国内很多高校，但是该校申报的专利中，教师长期持有的比例一直名列全国高校前茅。“专利申报费用和维护费用都要从课题经费中或者由教师个人支出，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有价值的专利才会被保留下来。”朱学栋教授解释道。

　　科技管理政策不断调整完善

　　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如何通过完善评价体系，创新科研管理和运行体制，这是华理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课题组在从事产业难题研究时，往往形成了组建大团队、大课题组的特点。同时，团队也在年轻化，以王辅臣教授所在的洁净煤技术研究所团队为例，正教授基本都是“70后”，副教授则多为“80后”。

　　对年轻科研人员来说，解决产业界的难题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发表高水平论文。“我们通过技术转让可以保障研发人员的经济待遇，但如何体现学术地位，仍然需要改革。”

　　据朱学栋教授介绍，华理今年将建立科研分类考核、周期性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体系，希望在评价体系中体现研究人员对满足国家产业重大需求的贡献。同时还将修订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奖励制度，探索制定知识产权等科技成果管理、使用、处置及分配实施办法，加大对重大科技成果完成人的奖励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