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味的素质教育
“奥数正在失控，变得功利化、普遍化、低龄化”
“现在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近视了，并不在意；但看到孩子成绩从100分变成了98分，就着急上火，这是本末倒置。我们的改革，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况。”娄进说。
今年7月7日，成都市教育局宣布，出台4项措施“封杀”奥数。这次被称为全国城市中“对奥数最严厉、最彻底的一次整治”，在娄进看来，仅仅是成都改革整个义务教育系统的一个契机。
培训班太多学生负担过重,中考加分名目繁多管理混乱，招生大战愈演愈烈，是成都市教育局总结出的3个突出问题。副市长傅勇林曾说，“成都教育的问题让家长、孩子整日诚惶诚恐，坐卧不安。”
“我也晓得孩子没有兴趣。但手里不拿着几个本本，就别想上名校。”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这其中最硬的就是奥赛、华赛获奖证书。”
中考加分项目也名目繁多。据了解，到2008年，成都市的中考加分项目已经由最初的3类，增加到现在的40多类。
“素质教育确实是把孩子从课堂解放了，但又把孩子拴到了课外的培训班上。”娄进直言，成都教育三大问题的背后，仍是以分数为纲、以升学率为纲的指导思想。
“奥数并非一无是处。但在‘敲门砖’的效应下，奥数正在失控，变得功利化、普遍化、低龄化。”据娄进估算，成都的“奥数经济”规模高达10亿元。而普遍认为，只有不到5%的孩子适合学奥数。
成都市数学学会竞赛委员会一位负责人也说，“疯狂奥数确实已背离了我们选才的初衷。”
“成都一所名小到幼儿园招生，提出娃娃要掌握珠脑算、四则运算、识1000个汉字，讲500句英语。真要把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弄到如此‘可怜’，这种所谓的素质教育，已经变了味。”娄进说，成都的改革，就是要把时间空间、兴趣爱好和健康快乐统统还给学生。
课外培训形成利益链条
绩效工资提高教师收入，减小改革阻力
今年8月3日，成都某媒体发起了“成都奥数白皮书调查”，调查结果颇有些触目惊心——教育局要让奥数彻底和小升初脱钩，但是有70%的受调查者力挺小升初要看奥数成绩。
“家长的目的在于让孩子上名校。我们只要做到把成都的学校做到一水儿齐，大家都不需要择校，家长的压力就不复存在。”娄进认为，改革的真正阻力并不在于学生家长，而是多年形成的课外培训利益链条背后涉及的各个群体。
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制定的时间表，11月底以前，在校教师全部退出兼课、兼职；12月底，公共教育资源举办的各类有偿学科培训班全部停办。“政策制定讨论时，反对的声音主要都集中在了禁令一旦出台，如何保证教师和公共教育机构的利益方面。”
少年宫是各类培训班的最主要载体。娄进告诉记者，曾有几位成都区县少年宫的负责人向教育局反映，这项政策一旦出台，将使少年宫无法正常运转。
“少年宫定位是为青少年服务的公共资源。政府保障投入不够，并不代表就能够将此转移到孩子和家长身上。”娄进说，虽然沟通工作非常困难，但是在切实发展素质教育、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方面，双方还是达成了共识。“对于社会力量办班和艺体班我们继续保留一段时间，给予少年宫这类载体一定的缓冲期。以后我们的想法是整合各种资源把少年宫办成无偿的兴趣教育‘超市’。”
目前，对于成都市教育局的利好消息是，在10月初，四川全省教师兑现绩效工资，成都城区教师的平均绩效工资达到了每年4万元以上。娄进说，这为成都市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教师工资低，所以要去挣‘外快’。事实上，我们的政策出台后，对于老师在课外私自开班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但是绩效工资极大地提高了教师收入，能让他们更专注于课堂，也就减小了我们改革的阻力。”
不仅仅要一纸禁令
还需继续营造素质教育的整体环境
在成都市的中小学校校园内，市教育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已成为学生、老师以及家长热议的话题。
成都盐道街小学副校长罗晓航告诉记者，新规会对遏制疯狂奥数起到一定作用。但她同时表示，对于那些真正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学校不会反对他们继续学习奥数。
电子科大附小校长康永邦表示，禁令出台后，教育部门应着手于引导学校和学生该做什么，来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奥数禁了，孩子们又该干什么？我们的家长、老师又该做什么？这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康永邦说，素质教育的整体环境还需继续营造。
“今年年初，我给成都最有名的几所中学打去咨询电话。一听说有奥数证书，所有学校都表示会收。如果不学了，将来娃娃吃了亏，又该怎么办？”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在教育局的政策能够真正全面落实之前，还会让孩子继续学习奥数。
成都著名的奥数教练“罗老师”坦言，不相信成都能真正“打掉”奥数，“‘五个禁止’的禁令根本是纸糊的”。他说：怎样界定“教师不得校外兼职教奥数或私办奥数班”？学生到老师家问奥数问题，老师答不答？学生私自给钱，主管部门怎么知道？再说，数学题目并没有打上奥数标记，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判定试卷里某一道数学题“违规”？
四川数学学会也对媒体表示，数学协会虽然对奥数参赛人员的“低龄化”、“全民化”也是持反对态度，但是并不代表会取消小学竞赛，“关键在于正确的引导。”
“新规很难解决社会整体环境的问题。”娄进说，禁令终归只是治标，根本问题还在于升学、择校。“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进一步实现教育的均衡化，来引导人们观念的转变。这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理性思考和道德的规范，而不仅仅是一纸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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