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中小学生“减负”，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发布“书包限重令”，规定从10月29日开始，全区小学、初中学生书包重量不准超过学生体重的10％；教育部门随时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对超重严重的学校，将追究校长责任。

　　近日，在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举行的“书包限重令”论证会上，一些教育专家、校长、教师认为，单纯讨论书包重量问题，对于“减负”还远远不够，学生的学习压力过重，跟教育制度和评价机制、教师的课堂效率和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以及家长的家教观念都大有关系。

　　“书包限重”不能“一刀切”

　　成都市某小学一名教师坦言，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他不得不给孩子布置更多的作业，加强学生对试题的熟练程度。“娃娃都贪玩，不增加点负担，他们不会自觉的。”家长程女士对这种大作业量表示赞同。她认为，学生书包越来越重，这是对孩子负责任的表现。

　　书包多重算过重？什么样的学习才会是负担？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的学生江天认为：“只有自己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才是负担，才是累赘，才会反感。”他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负担的界定是不同的。“书包限重”不能“一刀切”，重要的不是把书包的重量减轻，而是学校应该教会学生如何认识“负担”，怎么积极地面对这些任务。

　　成都实验小学学生叶子说：“我不知道书包到底应该多重才合适，但我知道同学们非常希望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不仅局限于课本知识，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快乐成长！”她说，家长给孩子们报各种各样的辅导班、才艺班，而有些孩子却并不感兴趣。虽然没有增加书包重量，但这也是负担。

　　“作为家长，其实不怕孩子忙，只是害怕孩子忙了半天，却没有思考，没有效率，做的是无用功。”成都实验小学家长王小玲说，我们在探讨“书包限重”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样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负担。学生喜欢的、探索式的学习，其实并不会成为负担。

　　“减负”关键是向课堂要效益

　　青羊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张化冰说，“书包限重”仅仅是一个信号，不仅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校、老师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课堂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成都市实验小学教师谢冬云也认为，教师应该重视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我们不能搞题海战术，只有课后适量的作业，才是学生真正的快乐演练场。”他说。

　　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局长李沛说，“减负”的关键是向课堂要效益，金牛区正在开展“赢在课堂”的教学研讨活动，从教师“如何备课”到“怎么上课”形成一套完备的考评体系。

　　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告诉记者，从本学期开始，武侯实验中学推行了分层教学改革，对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量的作业，大大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他说，同样的课业负担，有的学生觉得过重，有的觉得过轻；要分层教学，不能“一刀切”。

　　武侯实验中学初二（12）班学生赖欣雅对记者说，分层教学后，在学习上吃力的同学，负担减轻了，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特长上面，进行自主学习。目前，赖欣雅每天花在课外学习上的时间是2个小时，花1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再花1个小时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项目，比如听英语磁带、看课外书、做一点更难的数学题。

　　“减负”需要改革评价机制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博士梁益建是一位10岁孩子的父亲，他认为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学生可以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必须要有好的品质。过重的学业负担，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成都市实验小学前任校长苏文钰认为，“书包减负”是个综合问题、系统问题，首先是课业负担。实施了5年多的新课改，其本意是减轻学生负担，并改变教材的偏、难、繁、旧等问题。但是，现在没有起到“减负”的效果，反而萌生出一些新问题，值得教育工作者思考。书包限重，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先要给课程本身减轻负担。

　　要真正减轻学生负担，改革教育体制和学生评价机制才是关键，改变过去仅仅以成绩这一把尺子衡量学生的制度。青羊区教育局局长娄进表示，“书包减负”只是学生“减负”的一个方面，要实现真正减轻学生负担，需要教育体制的深刻变革。

　　近年来，成都市红碾小学尝试实施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考试试题的开放化、教材循环使用等，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校长姚敏说：“书包限重，实际上不是书包斤两问题，本质上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改革，是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大胆的尝试，只有家、校、生合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教师谢英介绍说，青羊实验中学开展了一系列措施践行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的身体和心理负担。比如，新的三维评价方式，通过学业分、品行分、学习素质分来评价学生，用“导学讲义”而不用教辅材料，进行分层教学，等等。（本报记者　李益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