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考本科提前批、一批录取已结束，仍有近20名成绩超过650分的考生因为志愿只填报一所“名校”而高分落榜。与此同时，最近外地关于一些“考霸”为了高额奖金反复高考却不入学的新闻也被炒得火热。这两则新闻之间看似毫无关联，但它们都反映了考试这一教育工具在人们心中价值的扭曲与异化，也折射出当代应试教育的迷思，值得人们深省。

　　去年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主人公落榜复读上名校的情结仿佛已经成了励志故事里不可缺少的桥段。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原型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成功之路也不尽相同。”换言之，通过高考走向成功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上名校也不该是唯一的梦想。在名校情结中，“北大清华”往往成为一种对未来的许诺，其“成功”的符号意义甚至超过了人们对于“成功之路”的理性求索。在这一点上，“名校”与“名包”并无区别，只是“非名校不上”这种观念消费的不是金钱，而是更加宝贵的青春。

　　每当高考过后，我们经常发现占考生比例最小的一部分人往往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指标，他们就是高考状元和考上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各大媒体都留足了版面为几位状元虚位以待，而多少毕业生考上北大、清华则成为学校宣传稿里最大的卖点。当媒体、家长乃至社会仍对“北大清华”情有独钟，当名校与光明前途画上等号，当奋斗变成一种风险投资，当教育考试被异化为一种成功学的范式，我们还能简单地将“非名校不上”的观念归咎为“不够理性”吗?

　　“考霸”的诞生，则是教育考试功能在一些人心中异化的极端体现。人们对于“考霸”的行为还感到“奇葩”，却早已对高考状元代言各类教学产品司空见惯，而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一致的内在逻辑，那便是考生个体的商品化。“考霸”的出现让人们发现，考试的教育功能甚至可以被商品功能所取代。或许有人认为笔者所说的仅仅是少数人的“个别”行为，不具有代表性。可当父母用“上北大清华将来就能成功”督促孩子学习，或者当班主任鼓励学生填报志愿时冒险“冲一冲”北大清华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心中的“教育”与“考试”是否还那么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