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相关方面确立了放开异地高考的信心，就应当在政策制定层面减少既得利益者“讨价还价”的余地。对于一项渐进性的改革，阶段性地设定各种“门槛”在所难免，但既然称之为改革，相关方面必须用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纠正既得利益者“继续占便宜”的心态。

　　10月18日，20余名家长代表到访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希望能约见北京市教委姜沛民主任，就异地高考政策问题进行交流。他们认为，外籍孩子素质极差，带坏了本地小孩。除此之外，外籍孩子不断涌入，占用了过多的本地教育资源，“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

　　其实，京籍人士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利益博弈日益复杂化的当今，任何改革的推动都少不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放开异地高考也是如此。简单分析不难发现，报道中京籍人士所称的“外籍孩子素质极差，带坏了本地小孩”“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等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这些家长真正担心的，并非外籍孩子的素质问题。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倘若外籍孩子的素质差，那么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会差，那么就算是他们参加了高考，也根本不会对北京孩子一直为人艳羡的高录取率构成威胁。这些家长真正担心的是，随着异地高考政策的放开，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外籍学生在北京参加高考，进而挤占京籍孩子的录取名额。

　　在同一个国度内，对纳税人进行地域间、城乡间的划分，本就是非常态的；京籍人士原来享受优势资源和福利，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继续享用的正当性。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将制定政策的门槛下放给地方政府之后，地方政府如何设定门槛，将成为这项政策是否可以执行的关键。因为这种情况下，在户籍划分上享受着惯性户籍福利的人士，必然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对地方异地高考门槛的限定讨价还价。如此一来，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便愈发艰难。一方面，外来人口往往很难像本地人士那样，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很好地组织均等博弈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不对等的博弈，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留下口实，因为政策制定者本人也是既得利益者之一。

　　据报道，“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由此不难理解，放开异地高考目前遭遇的困境。既然相关方面确立了放开异地高考的信心，那么，不妨在政策制定层面减少既得利益者“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一项渐进性的改革，阶段性地设定各种“门槛”在所难免，而既然称之为改革，相关方面必须用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纠正既得利益者“继续占便宜”的心态。比如，即便是将制定政策的门槛下放给地方政府，也必须有底线设定，不能任由既得利益者随意拿捏政策的尺度。唯有在一些关键性环节上打破附着在户籍壁垒上的利益纠葛，户籍改革才有可能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