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撤点并校后，我国的小学生辍学率倒退回十年前？”2012年11月，这个数字引起全国关注。

　　它来自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教育部随即澄清，近年来城镇化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学者使用原有的辍学率计算方法，得出数据并不准确。但过度“撤点并校”的后遗症，已引起教育界忧思。本报2012年12月28日见报的《“中国式撤点并校”大凉山样本调查》，报道大凉山的农村教育格局已被完全改变。

　　十年“中国式撤点并校”后，是否会走上恢复村小之路？我国农村的教育格局又该走向何方？对此，中国青年报记者继续深度探访。

　　辍学之痛：“新的历史高峰期”

　　在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荔堡镇，张博老师发现，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荔堡镇共有18所小学，2000多名学生，“大约每年都会少50个孩子”。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村小流向中心小学，大都是因为农村父母的要求。

　　这几年来，小规模的农村学校陆续消亡。今年秋天，荔堡镇一所村小的报名效果不理想，开学后家长看到学生太少，于是带自己的孩子转学，“顿时人走了个精光”。随后，这所学校就被撤掉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统计，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学者发现，这一速度，已经远超过了农村学生减少的速度。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刘善槐研究，2000年至2005年学生数量的减少比例均小于4%，从2006年至今，这一比例已经小于3%。

　　“但学校的减少幅度却没有随之缓和。”刘善槐说，从2000年开始，我国每年小学学校数量的减少比例均超过6%。

　　刘善槐的话，一针见血。“在学龄人口的地理分布基本没变的前提下，只要学校减少的速度一直大于学生减少的速度，上学的距离持续增加，寄宿制学校建设未能及时跟上，辍学率剧增的临界点必然会出现。”

　　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河北省教育厅原巡视员韩清林调研，这个临界点出现在2008年。

　　“从那一年开始，全国小学辍学率出现大幅度回升。”

　　韩清林历数，1991年，全国小学辍学生303.23万人、辍学率24.77‰；此后辍学率逐年下降。到2000年，辍学生减少到62万人，辍学率降到4.58‰。但2008年辍学人数回升到63.25万人，2009年92.64万人，2010年82.83万人，2011年88.33万人，年辍学率分别为5.99‰、8.97‰、8.22‰、8.89‰，“与1997年至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

　　我国小学辍学率有没有大幅度反弹？是否“回到十年前的水平”？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11月23日答记者问时表示，10多年来，小学生辍学率都没有高于1%的国家控制线，特别是近年来，小学五年巩固率一直比较稳定，“说明我国小学控辍保学的措施是成功的”。“但由于我国学生基数较大，辍学问题仍需得到长期关注。”

　　在这其间，小学低年级成了辍学的主体。韩清林研究发现，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辍学率分别占辍学生总数的86.8%、73.7%和89.9%。“这成为了新一个历史高峰期。”

　　“因为农村撤并的主要是村小和教学点，它们恰恰在交通最不便的地方，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刘善槐说，“低年级学生年龄小，他们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徒步上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路途中的安全隐患。一旦上学距离超出了一定的范围，而学校的宿舍建设与管理未能跟上，家长往往会让其辍学，直到其年龄能够承受该距离，才可能让其重新回到学校。”

　　走读之伤

　　大规模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学生家庭距离学校变远，各种不规范的“土校车”应运而生。校车事故连年频发，不断夺走年幼的生命，成为全国的伤痛。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哈咇嘎乡，从2004年开始，五六年级的学生集中到中心小学上学，后逐步扩大到三四年级。现在，乡中心小学一至六年级有173个学生，留守儿童占到四分之一。村里保留的教学点，一般只有六七个孩子和1位老师。

　　孩子最远的家离学校有25华里，学校采用了寄宿制。“县政府没有同意给学校配备校车，孩子们周末回家都靠家长自己想办法。为了防止事故，学校要求家长一辆车最多只能带两个孩子。我们安排两名老师守在校门口，每个班主任守在自己班的门口，家长来接孩子都要签字。”哈咇嘎乡中心小学马校长说。

　　而张博老师所在的荔堡镇小学并没有寄宿制，孩子们都是以走读为主。距离远的孩子，父母在学校周围租房子照顾孩子上学。

　　这样造成的经济负担，在被撤校的农村地区更为普遍。“学生往返需要家长或请人护送，负担加重。寄宿在学校，生活费用就大幅增加。一些边远地区出现的家长租房陪读，负担更成倍上涨。”韩清林说。

　　随着村小的消失，诞生的是许多急剧膨胀的中心校。中国青年报了解到，多省都存在农村中心校超容的现象。

　　“很多家长还想送一二年级的孩子到中心小学，但是太小的孩子需要专门的生活老师照顾，现在老师少，没有办法满足需求。”马校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韩清林认为，高中向县城集中、初中向城镇集中，必然带来教育质量提高，但他强调，小学低年级不适宜集中办学。

　　“撤并农村教学点的弊端，不仅是不利于农村适龄儿童入学、导致辍学，而且不利于普及农村学前三年教育。教学点都没有了，普及学前教育更无从谈起。”

　　在四川的大凉山，学前教育是“最弱的短板”。在至少需要20所幼儿园的县，全县一共仅一所幼儿园。地方政府坦承，无法筹足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砸锅卖铁都办不起”。

　　“国家要求2020年普及乡村学前教育，这个蓝图很伟大，但如果措施跟不上，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凉山州的基层教师直言不讳。

　　恢复村小：“不是低水平的机械恢复”

　　“撤点并校是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必要性。”多年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说，“但是实践中，一些地方确实做过了头，撤得过多。”

　　“在布局调整中，不加区别地搞撤点并校，使大量必须保留的教学点也被撤并，这是百害而无一利。”韩清林说。

　　高层决策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2012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范先佐调查，现在江苏北部开始适当恢复村小的尝试，“但不是大规模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发现，众多省份尚无动作。

　　如何恢复农村教学点，才是不走回头路？

　　“恢复学校，不是低水平的机械恢复，不应按照原来极不合理的标准来配置教育资源。这样的话，农村小规模学校在硬件设施和师资等诸多方面，依然会处于劣势。”刘善槐说。

　　在他看来，恢复的学校应当是“恢复之前没有进行过科学论证的、非理性地撤掉的”。

　　他提出，依据因素有三：第一个是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所有学生上学的距离。第二个是没有让当地有民主表决的权利。第三个因素是撤校触碰到了失学的底线。“比如说撤校后，到中心校存在特别艰险的路段，导致学生失学。”

　　范先佐认为，恢复已撤校点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家长。

　　他发现，有些地方教学点撤了之后，村民自发出钱，请代课教师，恢复村小。“这种情况说明，村民根本不满意这种布局调整，对这种教学点，就要适当地考虑恢复。”

　　恢复学校，是否意味着“一朝回到十年前”？

　　刘善槐认为不是这样。“在给恢复的学校配置教师时，不应该仅以师生比作为依据，还应考虑班级数和年级数，使小规模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教师的工作量也能够与城镇学校教师相当。”

　　韩清林提出，应确立农村教学点的“最低规模标准”。

　　“根据我国农村实际，农村教学点最低标准应以一个年级5个孩子为标准，办一二年级复式班10个孩子，加上学前3年15个孩子的幼儿混合班，共25个孩子、两名教师一个教学点。也可办一、二、三、四年级两个复式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