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喜之余也有一些郁闷和惆怅，因为上海东方世纪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而且是在上海是一所有相当规模的民办学校，而今天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公办学校，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个体制。于是让我想到今年6月份我在《县域经济论坛》与民办教育专家吴华老师不期相遇。吴华老师是为了了解这个论坛对“教育券”讨论的情况，专门登录论坛，于是我就和吴华老师关于“教育券”在线交流。吴华老师认为“公办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存在着教育思想贫困的缺陷”，因此主张国家对民办学校举办义务教育应该拨给相应的经费，这也是“教育券”的初衷。我就告诉他，“教育券”如果要实施有许多路要走，首先要有法律保证。《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在本法的实施条例中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委托其承担部分义务教育任务。县级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接受义务教育学生的数量和当地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如果民办教育举办义务教育，不是政府的协议委托，那么政府也就没义务向民办学校拨款。由此“教育券”在现行法律下行不通，要实施“教育券”必须有相应的立法。

    我没有能说服吴华老师，吴华老师也没能说服我。今天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看过《寻找教育要素的最优组合》这篇报道之后就立即产生一种看法：吴华老师所言“公办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存在着教育思想贫困的缺陷”就是箴言？真正能实行素质教育也必定产生于民办学校？这篇《寻找教育要素的最优组合》似乎也为吴华的观点提出佐证，公办学校要向民办学习？吴华老师说“教育思想贫困的缺陷”是一种事实，但这并不等于义务教育只有民办学校才能实施。

    我不是教师，但关注教育，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了解到民国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情况。我知道有这么一位教育老前辈阴景曙先生，他是中国复式教育教育专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在江苏农村创办了一些学校，一个班级，1-6年级都有，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针对农村学生少，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进入学校学习，所以创办这种学校。阴景曙先生有一本著作：《六年单级新实施法》（上海:儿童书局,1933）就是介绍这个经验的。一个乡村教师要面对六个年级的学生实施小学教育，教师几乎要对每一个不同的学生都要开出不同的课程表，还是由这个老师自己来完成这种教育。

    冯恩洪只是对一所豪华的民办学校不同的学生开出五张课表，“第一张，每周有4节美术课，这适合那些强势智慧在空间视觉的孩子。第二张是给‘海归’派孩子的，一周35节课，有17节课用英语授课，并把雅思课程引入课堂。第三张给那些逻辑智慧相对弱势的学生，物理化学一周只有三节，并且下降到常识水准——自然科学常识，列为考察项目，及格就行，不计入总分。第四张课表给逻辑智慧是强势的学生，史地生下降为社会科学常识，不计入总分。第五张课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课表，适用于那些不知道自己兴趣或者强势智慧是什么的学生。”虽然时代不同，这个做法却是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就是“因材施教”，朱熹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六)。如果两者相比较阴景曙先生比冯恩洪高明得多，因为他两个人所办的学校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个档次的学校，前者是节约教育成本不得已而为之，后者却有厚实的资金作保证。那么为什么今天普通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就不能像上海东方世纪学校一样实施教育要素的最优组合？也采取“因材施教”，给不同的学生开出不同的课表？

    解放初期，在推行“全面发展教育”的时候，教育学者就提出了“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不能对学生提出整齐划一的要求，务必实行“因材施教”。把全面发展乃至素质教育理解为“平均发展”已经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而是有历史了。但是直到今天义务教育乃至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仍是一个整齐划一，“一刀切”，以分划线的评价制度。我想是这种评价制度有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中国在素质教育方面并不缺少理论，而是缺少实践者。今天公办学校中有大量的优秀教师，他们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整个考核机制逼他们不能这样做。教师们也是人，也有家室，也要吃饭，这种考核机制逼他们不得不放弃“因材施教”。

    一位校长在看了这篇报道之后，他说：“目前非人本化的教师聘任制度、钱分挂钩的教育产业化、唯学历的社会用人机制如同三条绳索束缚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只有斩断这三条绳索，素质教育大面积的实质性推进也许才能成为可能。” 网友严阳写了一篇短文：《中学教师心声：看我们的囚徒困局！》道出当教师的难处，说得实实在在。校长们，老师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唯独管理教育的官员糊涂？也难怪老师们一声叹息，现在当教师也真不容易，难啊！

    笔者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好看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的讲话，温总理说：“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无疑这是一个好消息，由此中国的中西部老、少、边、穷的地区的义务教育将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就可以得到政府在资金上的保证。可是在实施义务教育中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评价体制，不实行“因材施教”，还是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那么我们的教育仍然走不出现在被动的局面，素质教育依旧是一个渴求不可及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并不复杂，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教育行政机关必须首先走出“整齐划一”的误区，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特点更加健康的发展。如果能走出评价机制的误区，实施素质教育公办学校就不需要向民办学习，而是中国的素质教育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