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谭老师，我们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的邮件，反映他们在职业规划方面的困惑。您作为一个职场方面的专家，给我们的读者谈一谈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好吗？

谭一平：好的，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

记 者：现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职业规划课或讲座，许多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做职业规划；现在还有专家说应该从小就开始做。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做职业规划比较合适？

谭一平：我的意见是在校大学生不要急于做职业规划，所以我更不认同从小做职业规划的观点。

记 者：为什么？

谭一平：因为对于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制定“职业规划”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记 者：制定“职业规划”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谭一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对于在校大的学生们来说，制定“职业规划”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已进入职场的白领来说，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职业规划”，那你就像一辆没有发动机的汽车，你要么只能走下坡路，要么就被人推着走。

记 者：也就是说，您认为在校大学生们做“职业规划”太早了一点。

谭一平：是这个意思。

记 者：为什么？

谭一平：大学应该是人生最自由浪漫的时光；在这里你应该是博览群书，开拓视野，培养及提高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如果过早地进行职业规划，你实际上就是在收敛自己的思维和眼界，自己给自己的未来和理想设限，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命资源的不负责行为。

记 者：但现在学生就业压力太大，他们不能不未雨缪谋。

谭一平：的确，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现实，但不能为了屈服于现实而用一个民工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从一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一个人只有具备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敏锐的思维能力，才能在职场上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记 者：当然，但只要有科学的指导，职业规划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谭一平：一个人给自己做职业规划，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他已经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做什么，并且知道自己这一生能做什么。大学毕业后，一般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生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这两个问题；一个科学的职业规划，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基本条件，它才真正有意义，才能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身在校园中的大学生们一般还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为大学与社会之间毕竟还隔着一堵围墙。

在没有真正接触社会之前，大学生们富于激情，充满幻想，经常觉得自己什么都想干，什么都能干好，所以，他们还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记 者：现在的大学生们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们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谭一平：现在的大学生们的确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但那多是蜻蜓点水，他们的兴趣和才能并没有接受社会的严格考验，因此，在没有真正了解自己想在什么和能在什么的情况下，大学生们做的各种“职业规划”，即使给予再“科学”的指导，进入社会后，大多都难免流于空想。

记 者：但是，应该看到当今的职业规划理论已经很发达，我国也出现了很多职业规划大师。

谭一平：职业规划理论在欧美的确很发达了，它们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我国有多长的历史呢？把人家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只是把杰克换成张三，把玛丽叫做李四，就能“科学地”指导大学生们做职业规划？别忘了“桔逾淮为枳”的典故。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发现我国有什么“职业规划大师”。当然，我也经常看到一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或其他商业目的自称为“大师”或被吹捧为“大师”，尽管这些商业活动本身无可厚非，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 者：理解您的意思。

谭一平：在校学生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没有实际意义的“职业规划”，还不如静下心来补习一些在社会上做人的“常识”。一些大学生走出校门进入职场后，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对工作敷衍塞责、频繁跳槽、没有团队精神，不易交流沟通、公共道德严重不足……等等，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记 者：您说的这些的确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加强大学政治思想工作，并辅以积极的心理咨询，也许就可以逐步解决您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谭一平：我认承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教育的“内涵”已经无法涵盖当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所以，即使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再加强，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社会问题；至于心理咨询，它也仅仅只能解决心理问题，对社会问题也无能为力。我认为，上述社会现象的出现，就是由于缺乏做人起码常识造成的。

记 者：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

谭一平：现代社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常识、学识和胆识这三大要素；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形成优秀的人品；而一个人的学识则是他工作能力的保障；至于胆识，它是一个人突破现有思维模式和体制，勇于创新的源泉。这三大要素在成功人士身上往往呈金字塔结构，即一个成功人士首先具有非常优秀的人品，在这个基础上他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最后，他还敢于打破常规，做一般人敢想而又不敢做的事。

在这个金字塔的最底部就是“常识”，人们常说“三分做事，七分做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把“人”做好，就得具备“做人的常识”。

记 者：重视“人和”似乎只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

谭一平：其实，在强调“制度”的欧美职场，他们也一样重视交流沟通和团队精神。

记 者：您能给我举一个缺乏职场做人常识的具体例子吗？

谭一平：比如，我的《一个外企女秘书的日记》出版后，有大量的读者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就自己工作或学习中的问题向我请教。本来，我是非常喜欢读这种来信的，因为我想知道我的读者们在想些什么，但是，在这种电子邮件中，将近80％前没有抬头称呼，后没有落款署名，我的朋友将这种邮件戏称为“敲诈勒索”的匿名信。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缺乏常识而造成不懂起码礼貌的表现。

记 者：对，我们编辑部每天也大量收到这类的“匿名信”。

谭一平：由于缺乏职场做人的常识，使得一些大学生毕业进入职场后在工作中经常碰壁，特别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搞得很糟，所以，他们动不动就想“跳槽”，想靠“跳槽”来摆脱困境，但跳来跳去，几年后发现自己仍然在原地踏步踏，只是刚出校门时那种激情和理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记 者：每个人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这是正常的。失败是成功之母。

谭一平：当然，没有挫折和失败，年轻人就不会有进步，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遭遇挫折和失败，但是，在现代职场上，任何挫折和失败都是有成本的，挫折和失败多了，人生也就平庸了。由于缺乏职场做人的常识，一些人为此在职场成长的道路上付出了额外的代价，这就大大影响了他们成才的概率；对社会而言，这是一种人材资源的浪费，对个人而言，则有可能是一种命运悲剧的开始。所以，我们应尽可能地降低这种成才的代价。

记 者：常识对一个人成才的作用这勿庸置疑，但是，从小到大，从家长到老师，都在教我们如何做人，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常识，这似乎又说不通。

谭一平：尽管在家庭里，父母长辈从小都在告诉他们怎么做人；在学校里，老师们也没少教他们怎么做人；但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缺乏一套系统的如何做人的教材；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教的那些做人的常识，既不系统，也不规范，至少它们难以适应现代职场的需要，更何况在当前这种应试教育中，分数挂帅，做人的教育也越来越淡化了。

记 者：所以，您认为应该尽快补上“做人常识”这一课。

谭一平：是的，我认为应该尽快补上“做人常识”这一课。大学生们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职业规划”，不如花些时间来补习一些做人的常识，这更实用，因而更现实。可喜的是，我最近从电视里看到，现在北京市在许多小学正式开设了“做人”的课了。

记 者：“做人的常识”可以说包罗万象，您认为对在校大学生们应该优先补哪一类的“常识”？

谭一平：首先，我认为这一点应该形成社会共识，所以，我希望全社会的有识之士都来关注这个问题；至于优先补哪一类常识，我以为对即将进入职场的大学生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礼貌和交流沟通这两个方面的常识。

记 者：谭老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谭一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