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学的准高二男生邓贝西前天第3次踏上去河南看望艾滋儿童的行程。面对他人的侧目，他对随行的记者说，这条路再孤独，也会勇敢地走下去。

　　前天清晨5时半，邓贝西跳下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背着十多公斤杂志和一大包胶水、水笔等学习用品，乘上从商丘到柘城的小巴。邓贝西原本准备发动两三个同学同行，尽管他本人前两次探望艾滋儿童无恙，但同学的父母仍然以不放心为由，挂起了免行牌。邓贝西的母亲则认为，应培养儿子先学会做人。得知邓贝西关注艾滋儿童，妈妈主动帮他联系，并替他设计了路线。

　　刚到双庙村，孩子们就过来了，其中有5名艾滋儿童。因为之前他已去过两次，几个孩子还上前跟他打招呼。卸下书包，邓贝西有板有眼地给艾滋儿童上起了英文课，并向他们教授孔子的《论语》语段。

　　刚上完课，邓贝西就一把拉过他相识的冉冉问长问短，还把小熊公仔、小计算器等物品送给她。冉冉一把抓过小熊公仔玩起来，一旁的爷爷却眼圈发红，悄悄地告诉记者和邓贝西：“她腿上已长出脓疮，到晚期了。”邓贝西听后神情肃穆起来，掏出100元塞给冉冉，让她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对记者说，希望下次还能见到她。离开冉冉家之后，邓贝西前往父母均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明月家，又悄悄塞给明月40元，记者看到，小明月的眼睛都湿了。

　　因为曾来过两次，村里的人都知道邓贝西，都对他非常亲热。他们在卫生所门口拉着邓贝西聊家常，一聊就是近两小时。临走前，邓贝西允诺村民，回上海后会为村里成立的HIV篮球俱乐部联系姚明公园，也打算写信给克林顿基金会，请他们运送更多的儿童艾滋病药物过来。他还承诺尽管自己马上要读高二了，今后学习会紧张一点，但只要有空就会来看大家。

　　一名普通高中学生3次去河南看望艾滋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记者在他身上看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过人的胆识。笔者对话邓贝西，了解他踏上防艾道路的前前后后。

　　缘起一双“大眼睛”记者：你怎么想到去河南探望艾滋孤儿？邓：我永远忘不了伉伉那双大眼睛。前年，我在一本书上看见一张令人揪心的照片，小男孩浑身长满鹅红疮，无助地瞪大眼睛。伉伉才9岁，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实在太可怜了。

　　我按文章上的地址写信给他，回信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原来，伉伉的父母受不了全村人的歧视而举家辗转到了新疆。后来，我又寄了一些玩具和学习用品给伉伉，还写信鼓励他。可回信却带来一个冰冷的消息，信是他父亲写的，说伉伉已医治无效而去世了。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决定有能力的话一定去河南。

　　记者：去前你做了哪些准备？

　　邓：从下决心起，我看了很多书，收集了很多防止感染的技巧。我还特地去郑州拜访了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奶奶，她给了我很多帮助。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很担心，天天打长途电话给我，不让我去，我一再坚持，妈妈也帮我打了包票，最后才算过关。

　　冲破一道无形的墙记者：初到当地有没有不被接纳的感觉？邓：第一次到的那天正是清明节，艾滋孤儿院“关爱之家”的男孩都给父母扫墓去了，我见到了一些女孩。这些孩子的警惕性很高，问多大了、叫什么名字，都不搭理。我感到与他们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墙。其实那40多名艾滋孤儿中真正感染艾滋病的只有一两个，可他们却受尽了不少人的嘲笑和歧视。

　　记者：村民和艾滋孩子后来怎么接纳了你？

　　邓：去年10月，我再次前往双庙村，发现村里的改变很大，县城里调来很多主治医生，所有孤儿都搬进政府建立的“阳光家园”过上更舒适稳定的日子。因为已去过一次，不少人认识我了，觉得我也不容易，因而接纳了我。

　　同学们正逐步参与进来记者：有没想过同学会排斥你？邓：老师和同学都很帮我。在学生处张泽红老师的鼓励下，我还在上海中学正式成立了同一社，有40多名成员。我们在全校发起帮助艾滋孤儿学英语的倡议，上中学生捐助了几百盒英语磁带、几十本书、两台复读机和一些学习用品。我关注艾滋孤儿的社会实践活动也使我获得上海中学CPS课程学期评比的银奖，这是今年上中给出的最高奖项。

　　记者在学校采访时，不少师生都表达出对邓贝西勇气的敬佩，但对这种个人社会实践的方式是否需要推广是有争论的。一名同学承认自己有心理障碍，也认为去当地会存在一定风险。她认为，中学生在社会实践的同时应该学会自保，帮助艾滋孤儿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为他们寄些学习用品，同他们书信联系。

　　上海中学教师张泽红说，邓贝西这样的孩子非常难得，上海中学也希望能在邓贝西的带动下，把关注艾滋孤儿这项社会实践活动发扬光大。不过她同时指出，去当地看望艾滋孤儿存在一定风险，希望邓贝西和其他同学能在上海做一些中学生力所能及的事情。

　　上海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乐嘉豫觉得，邓贝西的艾滋病知识学得比较好，因此没有发生意外。乐嘉豫表示，换个角度看，高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念书，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他认为，这些事情应由社会上的医疗团体、慈善机构负责，不提倡青少年承担这样的重任。不过，他又认为，高中生还是可以在社会上多做些艾滋病防范的宣传工作